我的父亲

□合庆

今年7月1日，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纪念日，在喜迎这一伟大、光辉的日子到来之际，我怀念着一个人。每当电视、报刊上，宣传我党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时，我就联想起这个人——我的父亲。他虽然已离开我们有7年了，但他为我们树立起一个共产党人的形象。

1937年5月，年仅15岁的他，就在家乡山东曹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部队，后转入八路军。先后参加过抗击日寇的侵略和汪伪投降势力；解放战争时期的淮阴、孟良崮、淮海、渡江等战斗和战役，身上多处负伤，多次立功受奖。渡江南下后，接管了杭州笕桥原国民学空军机场。战争的磨练，革命的考验，在党的培养下，使他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管理指挥员。后为响应党的号召，从部队转业到平湖县任粮食局局长。

父亲的一生工作职务不高，经历的工作不少。在战争年代，从八路军团部警卫员、通讯班长、警卫排长到空军团级管理员，后曾任湖州市练市镇镇长、浙江省北煤南运运输大队大队长等职务，还参加了湖州地方的工业和经济建设。在这期间，他听从党的号召，服从组织安排。转业到地方时，考虑到解放初期百业待兴，国家经济困难，他主动放弃所有转业费，直接到地方组织部门报到。在当粮食局局长时，正处我国三年自然灾害，粮食十分紧张。当时我家已有5个孩子，可父亲从未多给我家带回一斤粮食，严格按照那时的供应配额。有时会饿得我们一起哭着向母亲要吃的。可父亲手中调动的几十万斤粮食和副食品，努力确保当地机关、学校、市场的分配供应。在完成浙江省北煤南运的工作任务后，他只身回到家，听我母亲说，他把自己的大衣、生活用品、现金、粮票都捐给了当地的老百姓。

父亲的一生没有豪言壮语，却平易近人，受到群众的爱戴。父亲调到湖州工作不久，身体健康出现了问题，他抱病参加工作。在县委组织部的安排下，父亲率领工作组下乡镇、到工矿，指导工业生产和经济建设；访贫问苦，替群众解决实际困难。那时父亲100多块一个月的工资算高了，每当月底、月初有人经济周转不开，听说父亲的工资高，就来借点。父亲总是满口答应，拿出5块10块的。谁还未还，父亲从不过问。其实我家八口人，每月靠100多块钱来生活，也蛮紧张的。但父亲总是那句话，看不得老百姓受苦。他时常给我们讲：他为什么参加革命，那时一家人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一年四季破衣褴衫，参加革命后，经过党的教育培养，懂得革命就是让广大老百姓吃饱穿暖，过上幸福生活。

父亲的一生对党忠心耿耿，牢记宗旨，他自18岁入党以来都要按时上交党费。特别是“文革”期间，政府机关受到冲击，组织部门无人管理，我父亲又因得胃癌开刀住院，就让我母亲把党费交给住地街道组织，直到“文革”结束，恢复正常组织关系。无论在职期间，还是离休后，父亲也从未向党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，从未显耀个人功绩。他在战争年代获得的奖章证书，我们见过不少，我从未听他讲过怎么得来的。记得刚到湖州，我们几个孩子都在同一所小学上学，校长、老师听说父亲当过兵打过仗，就让父亲去讲战斗故事。可父亲讲得最多的是革命老前辈英雄事迹；抗日战争时他的排长是怎么负伤杀敌，流尽最后一滴血；解放战争时他的副团长在江苏盐城是怎样牺牲的；他的师长张爱萍、团长张天云在平日里教育他的革命道理和入党的标准。他常说，我党革命战争期间，牺牲了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，才有了今天好日子，活着的只有替他们多干些革命工作，才能心安理得。所以他对住房、子女工作安排从不过问。作为几届市党代表，人大代表的父亲，他对我们说得最多的就是党的代表为党说话，人民的代表为人民说话，不能代表个人和家庭。

父亲病故后，市委组织部、市老干部局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，省、市组织部、有关政府部门送来了花圈，市委组织部长作了悼词。医院、医生、学校老师、邻居、还有许多工人、农民都送来了花圈，并参加追悼大会。父亲去世时已81岁，当人们一讲起“曹永安”都是眼含热泪，嘴上讲的总是“老革命，好人啦”。我想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着我父亲的故事，这些故事都有可能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，对人民群众血肉相连，也是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紧密相依的一个根系。